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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花开二十年(上) | 刘禾

刘禾 今天文学 2020-09-11

今天杂志四十周年专辑


2018年是《今天》杂志创立四十周年,今天文学将精选李陀、李欧梵、韩东、宋琳、林道群等多人的主题文章编发。今天分享的文章节选自刘禾的《花落花开二十年——杂忆<今天>在北美》,刊于今天杂志第100期。



最近一次清理相册,我偶尔翻出一张二十年多前的旧照片,照片上的人、景,情,都已恍若隔世。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后,我不知搬了多少次家,从东海岸搬到西海岸,再从西海岸搬回东海岸,每次搬家都有一些东西不翼而飞,即使没有丢失,也难以找到,尤其像旧传真和老照片。最近,这张照片意外地从一迭材料中掉了出来,我捡起一看,格外惊喜。

 

回想起来,那是1992年五月中旬。我刚从美国东海岸搬到北加州湾区,住在奥克兰的梅丽尔湖附近的一所公寓里,这地方离我上班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不远。我那时喜欢收藏帽子,从各处搜罗了五花八门的帽子,挂在家中墙上;想不到正是这些帽子,让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成为记忆中永远难以抹去的图景。那天,诗人北岛、多多、舒婷和顾城在伯克利的黑橡树书店朗诵完毕之后,一起来我家喝茶聊天,顾晓阳也特意驱车从洛杉矶赶来,与老朋友聚会(可惜多多当时和他人有约,提前离开)。说笑热闹之际,不知道是谁提议,应该大家一起合影,这时候我的那些帽子引起诗人们的兴趣,于是每个人顺手抓起一顶,当作道具扣在自己的头上——啪,闪光灯一过,那个瞬间竟被镜头永远地凝固在那里,时间不再流逝,一秒钟似乎被冻结成一块透明的坚冰。


 

人居一世,忽若吹尘。一个人能有几个二十年?谁能想得到,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竟然和《今天》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是缘分?还是命定?

 

时隔多年,忽然与这张照片重逢,一下子令我思绪纷纷,只是思绪中没有多少怀旧,反倒是一片苍凉。照片上的人显得那么滑稽,头上歪歪斜斜顶着形状各异的帽子,丝毫不庄重,一片欢乐。然而,唯独顾城的表情例外,猜不出诗人当时在想什么。他头上那顶牛仔裤腿帽是自制的,每次外出,这顶奇特的帽子总与他形影不离。拍照的那一刻,顾城坐在最前排,北岛在他身后,旁边就是顾城的妻子谢烨;我清楚记得,谢烨头上的玩具王冠是顾城亲手给她戴上的,而她清秀的面容却透出一丝惆怅。我留意到这神情,心中还闪过一念,想有机会问问她,但始终没有找到单独谈话的机会。

 

第二年夏天,顾城和谢烨从德国返回,先到北加州伯克利,计划途经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再返回他们已经移民到新西兰的家。麻烦的是,一辈子寻找人间天堂的顾城,此刻不得不为国界和签证这些琐事而烦恼:塔希提岛固有人间天堂之誉,但它毕竟是法国属地,必须得到法国政府签发的入境签证才能前往。顾城和谢烨在逗留伯克利期间,打听到南加州的洛杉矶设有法国驻美领事馆,就想尝试去那里得到签证。事情凑巧,孟悦和明凤英两个人正好从南加州驾车来伯克利找我,她们拟定九月中旬返回洛杉矶,于是我问孟悦和明凤英,愿不愿意让顾城和谢烨搭她们的车,两人立即欣然答应,一大早去接了夫妇两人一同出发。顾城和谢烨到达洛杉矶后就住在顾晓阳家里,几天之后,他们的签证被拒,使一场计划好的旅行化为泡影。失望之中,顾城和谢烨已经别无选择,只好飞回新西兰。

 

谁能料到,半个月后忽有噩耗传来,顾城用他的那一双为谢烨加冕的手,在激流岛上先用斧头砍死了她,随后自缢。阴差阳错之间,不该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如此悲惨的噩梦恐怕是《今天》历史上最让人伤心的一幕。

 

 

转眼间,《今天》杂志在海外复刊已经二十多年,到现在为止,总共出版100期,一百这个整数,让人感慨万千。

 

八十年代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早已烟消云散,然而当年一份油印的、简陋的地下文学刊物,竟然伴随北岛等诗人作家流亡海外,又居然旗帜不倒,这本身不就是文学史上的奇迹吗?《今天》从地下走向地面,又从国内流亡海外,风风雨雨经历了20多个春秋,其间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团队都多次交替更迭,但是百折而不挠,文学的独立性和思想的前卫性始终是这个刊物所坚持的理念,只是时间把它洗淘得更加纯粹和清晰。如今回顾《今天》在海外复刊后走过的路程,翻阅那些丰富多彩的诗歌专辑、电影专辑、小说专辑、戏剧专辑、评论专辑、飘风特辑、纪实摄影专辑,以及众多的其他实验型的写作,我一再慨叹,《今天》的作者和编辑群体到底凭着什么样的信念做成了这么多事?

 

我自己与《今天》缘分又是何时开始的?

 

倘若不算1991年夏天与北岛和《今天》编辑部个别成员在芝加哥的一次短暂接触,那么手中的这张合影提醒我,自己与《今天》的真正接触在1992年5月中旬,也就是它在海外复刊的第三年。当时“朦胧诗”集的英文译本《破碎的镜子》(Splintered Mirror)在旧金山刚出版不久,美国诗人学院邀请北岛、多多、舒婷、顾城来西海岸巡回朗诵,同行的还有他们的翻译唐纳德·芬科尔(Donald Finkel)和凯洛琳·恺泽(Carolyn Kizer),以及美国诗人学院的执行主任威廉·沃兹沃斯(William Wadworth),这些人都是美国诗人。

 

诗人们抵达北加州后,被安排在伯克利和旧金山分别举办一场朗诵会。伯克利这个大学城依山傍水,与旧金山隔湾相望,它曾是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发源地。主办方要求我在伯克利的朗诵会上介绍这些中国诗人和他们的创作,当时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已任教第二年,虽然对朦胧诗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但毕竟是《今天》诗人的忠实读者。在此之前,我与北岛在芝加哥只有匆忙的一面之交,朦胧诗的其他诗人则并未见过,由于喜爱他们的诗歌,因此我对伯克利的那场朗诵会,既心生好奇,又充满了期待。

 

在朗诵会举行之前,我事先得到一本《破碎的镜子》的英译本诗集。不过,仅仅扫了一眼副标题,我就觉得什么地方有点别扭,因为这个副标题将朦胧诗概括成为“中国民主运动诗歌选”。我忍不住想,这是不是偏隘了一点?美国人把中国诗人说成民主斗士倒也没什么,问题是他们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判断是艺术先行,还是基于政治标准?朗诵会那天晚上,由我先做一个评介朦胧诗人的发言,于是我趁机将这些疑问直接提出,结果好像惹得其中的一位翻译和威廉·沃兹沃斯很不高兴。不过,我却如释重负,为说出了自己认为必须说的话而觉得很痛快。回想起来,我那时年轻气盛,说话不会婉转,更不讲策略,因此得罪人是必然的。

 

十五年后,我搬到纽约住的第二年,联合林肯中心的电影协会、《今天》杂志和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一场大型的中国独立电影节以及诗歌朗诵会,想不到,在电影节的座谈会上又目睹了类似的情景。不过那时我对这类事情已见怪不怪,只是多了一点好奇,倒想看看贾樟柯、李扬、万玛才旦等新生代的电影导演用什么办法应对那些千篇一律的盘问。比如,你的作品受到哪些政治审查?你自己如何遭受政府的打压等等?据我多年的观察,中国大陆的艺术家虽然不总是回避这一类的提问,但他们更希望国外的同行承认自己在艺术上的成就。不过,这样合理的期盼在多数情况下都会落空,叫人无可奈何。

 

1992年春天在伯克利的那场朗诵会,地点选得再恰当不过,是当地的一家叫做“黑橡树”的著名书店。这个占地一层楼的书店,地方不大,墙上挂满了国际著名作家的黑白照片,阿瑟·米勒、托尼·莫里森、垮掉的一代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盖瑞·施耐德,还有诗人米沃什等人都曾一度光临,朗读自己的作品,或者与读者见面并签名售书。由于有这样足堪自豪的历史,这些人的大尺寸肖像在书店周围的墙上挂了一圈,可谓蔚为大观。书店一定做了宣传,这天晚上,朦胧诗人来到黑橡树书店的消息不胫而走,晚上的朗诵会吸引了很多听众,盛况空前。书店的椅子不够用,有人就挤在一排排的书架后面,伸长脖子,神情专注地又看又听。

 

诗人多多是第一个上台朗诵的。多多的诗本身就带很强的音乐性,当他对着话筒,用低沉的嗓音读了一段之后,场内顿时悄然无声,听众久久沉浸在他唤起的诗意之中,那是很有重量的寂静,给我印象深刻。多多念完一首,翻译芬科尔上前再用英文朗读一遍,接着多多又读另一首——每位诗人都事先和两位翻译商量过,先读哪首诗,后读哪首诗,或不读哪首诗。但是,朗诵会前,舒婷在与她的诗歌翻译恺泽商量的时候,她们之间出现过一些不愉快,恺泽要求舒婷朗诵某一首诗,舒婷说不愿意,坚持要读另一首,两人一时僵持不下,气氛一时相当紧张。我已经不记得冲突最后是如何解决的,也许美国诗人恺泽的选择有她的道理,但她在谈话中流露出的那种优越感,让我和周围的朋友很难忘记。

 

轮到顾城上台朗诵,我回头一看,见谢烨坐在身后第二排中间的观众席上,她的额头光滑白皙,大眼睛熠熠闪亮,正在用真挚的目光将顾城一直护送到台前,让我马上想到八十年代,想起当时那些众多的追求文学理想的纯真少女。顾城站在话筒前面,头顶上的牛仔裤高帽立刻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他沉默片刻,微微扬起下巴,两眼如梦幻般地注视着遥远的地方,好像此时他与周围世界毫无关联。顾城朗诵的第一首诗是《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诗如其人,看着那顶奇异的高帽子,我觉得即使人们不熟悉他,也马上会联想到诗人本人是不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从外表上看,北岛不像一个诗人,我初见他时,只觉得他的话不多,沉静而随和。那天晚上,北岛刚一出现在观众面前,他身上的那种沉静就立刻浸染了全场,望着诗人那清癯和略显疲倦的面容,恐怕在场的许多人都明白,这是几年的流亡漂泊给他打下的印记。北岛朗诵的是《乡音》,那是一首流亡者的回旋曲。忧郁的流亡者渴望乡音,却在电话的另一端听见了自己的恐惧,第一次听到这首诗,诗人修辞的朴素和克制让我感动不已。从那以后,“我对着镜子说中文”就时常在我的耳边回旋,多么结实的孤独感!在我的心目中,这首诗总会唤起北岛站在黑橡树书店朗诵时的身影。

 

后来我才发现,北岛身上的沉静里有一股罕见的执着,像他那么执着坚定的人并不多,至少我这辈子很少碰见过。假若没有北岛的坚持,很难想象《今天》1990年复刊后还能存活下去,更不必说一直延续至今。我不只一次地看到北岛为《今天》杂志到处化缘,我相信他募捐的方式一定能感动上帝,不然,为什么他总能在最艰危的时刻找到一点钱,勉强把下一期的杂志按时印出?(待续)


作者:刘禾

题图Promenade,August Macke 绘




【今天杂志四十周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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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与《今天》


(点击标题可阅读)




书名:红狐丛书

主编:北岛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红狐丛书”是一套北岛主编的当代国际诗人多语种诗集,汇集各国著名诗人作品,画出当代世界诗歌的最新版图,“让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红狐丛书依地域分为七辑,内容选自参与历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外国诗人作品。


每辑收录5―10名诗人的选作,尽可能展现当代世界诗歌版图的全貌。其中既有被誉为“整个东欧世界先锋诗人代表”的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日本当代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美国原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国内并不知名,但在母国的诗歌界却有着十足分量的诗人,如被视作聂鲁达以来最重要的智利诗人劳尔·朱利塔,澳大利亚诗歌界几乎所有诗人都在阅读的彼得·明特,以及优秀的阿拉伯语诗人穆罕默德·贝尼斯,等等。每位诗人的作品独立成册,同时收入诗人原作与中英双语译文。每册诗集以袖珍小开本的形式出版,便于携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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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镜中丛书

主编:北岛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自2010年起,由北岛主持的“国际诗人在香港”项目,每年邀请一两位著名的国际诗人,分别与优秀的译者合作,除了举办诗歌工作坊、朗诵会等一系列诗歌活动,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双语对照诗集的丛书。到目前为止,已有八位应邀的国际诗人和译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诗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这套丛书再从香港到内地,从繁体版到简体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取名为“镜中丛书”。按原出版时间顺序,包括谷川俊太郎、迈克·帕尔玛、德拉戈莫申科、盖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罗默的六本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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